因为美国政坛由犹太财团把持着，不支持以色列，犹太财团能让美国改朝换代。

财团，自然是有钱。那么谁拥有的金钱是最多的？—毫无疑问，能拥有印钞权力的财团才是真正的大财团。

而美国拥有印钞权力的机构不是美国的国有央行。而是一个私人机构：美联储。美联储背后是由很多私人股东组成的。这些股，最终控制者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到处弥漫着犹太人的味道。高盛、雷曼兄弟、所罗门兄弟等著名金融公司都是犹太人创建的。在华尔街，金融精英中有50%是犹太人。

在美国媒体和文化产业，犹太势力更是举足轻重。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媒体大亨默多克和现任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前者的新闻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媒体集团，后者旗下的彭博资讯是华尔街财经资讯的喉舌。平面媒体里，《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三大电视网，到处都是犹太势力。

在好莱坞，华纳兄弟的创始人都是波兰裔犹太人，梦工厂、米高梅等著名电影公司的大股东也是犹太人；以斯皮尔伯格为代表的犹太人制片、编剧、导演、演员也非常强势。当年，演员兼导演梅尔·吉布森由于公开发表反犹太言论，被好莱坞彻底打入冷宫长达8年之久，从此一蹶不振。

而在体育界，高峰时期，NBA的犹太老板曾经多达10人，其中包括活塞队老板戴维森、奇才队老板波林等等。可以说犹太大佬们打个喷嚏，美国绝对会摇一摇。

得犹太人者得美国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300万犹太人，500多万在以色列，约有600多万人在美国。美国政府的要职上常见到犹太人的身影，如前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以及布什父子政府中著名的鹰派人物、有着“伊战教父”之称的沃尔福维茨，奥巴马的新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伊曼纽尔、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萨默斯等等。

30多年来，美国至少否决了32项联合国安理会不利于以色列的决议，超过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行使否决权的总和。对此，法国《世界报》撰文评论说：“美国和以色列是钢铁关系，一方面犹太人通过钞票和选票影响美国政府；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在历次美国大选中，犹太人都是两党竞相讨好的香饽饽。”

所以，说美国总统是犹太人的傀儡，是很有道理的。

一、美联储的由来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为美国的中央银行，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诞生的比较晚。历史上，美国曾多次试图成立一个像美联储这样的中央银行，但因为议员及总统担心央行权力过大，或央行会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而没有成功。这种担心主要是由美国的国家形态所决定的。建国之初，美国是由一些独立的州以联邦的形式组成的松散组织，大部分的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因此，成立中央银行这样一个联邦机构的想法会引起各州的警觉，他们担心联邦政府想以此为名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

美国第一银行

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向国会提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银行。主要负责帮助美国各州发行债券，以逐步偿还独立战争时期累积的债务。另外，该银行还可帮助保管财政部的存款及处理其他联邦政府财务上的收支。汉密尔顿的这个提议当时遭到了强烈反对。反对者主要担心这三个方面：其一，这样一个全国性银行比其他银行有更多竞争优势，会造成它在私营银行业务上的垄断；其二，该银行超出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权限；其三，成立全国性银行会削弱各州政府的权力。尽管汉密尔顿力排众议，于1791年在费城成功建立了这样一个银行——美国第一银行（The First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但国会只批准第一银行经营20年。20年后，必须获得国会批准，第一银行才能继续存在。

二、美联储组织架构

美联储纽约银行，它在1914年5月19日向货币审计署（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 

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的纽约国家城市银行，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万股。 
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万股。 
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1/4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章。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万股。 
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万股。 
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 
汉化银行拥有6000股 

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以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化银行8%。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从1914年美联储建立以来，无可辩驳的事实显示了银行家们操纵着美国金融命脉、工商业命脉和政治命脉，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而这些华尔街的银行家都与伦敦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建议你看看《货币战争》这本书，里面有较完全的介绍，也会发现一个真正幕后的，其力量可以决定多任美国总统命运的，古老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

美联储的老板们是些什么人？这原来是个非常神秘的秘密。现代的人们总是喜欢寻根究底，据美国的各方面的人士长久的跟踪深入追究，并披露于媒体，大概地知道，美联储的真正的老板是由完全私有化的银行和个人所组成。他们之中有花旗银行（其前身是纽约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纽约银行、第一国家银行、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汉诺威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前身是大通银行）、汉华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摩根信托公司、银行家信托公司……，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股份是个人持有者如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哈里曼家族、希夫家族、贝克家族、斯蒂尔曼家族、斯特郎家族、希尔家族、沃博格家族……！虽然有些银行挂着国家银行的名头，其实，都是私人银行。有些银行就是上述这些家族控制的银行。例如纽约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绝对控股股东是洛克菲勒家族，第一国家银行的绝对控股股东是摩根家族，纽约国家商业银行的绝对控股股东是沃博格家族，在这些银行名字中的“国家”正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国家即朕，朕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由于美联储的股东严格保密，美国媒体从浩瀚的资料中得来的零碎的资料堆里艰难寻迹中，得到并披露的这些股东名字不一定都达到精确的程度，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从披露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股东名单中，可以清楚地说明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完全是一个私人银行！

在当代美国，在地方政府层次，很多地区并不分党派；在州一级，目前仅有内布拉斯加州议会仍保持不分党派性质。在全国层次，现在当然是驴象泾渭分明。但是如果我们溯美国历史之源，会发现原来美国建国之初并没有政党。

美国建国史上，有四位“国父”与美国政党发展历史息息相关：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独立宣言》起草人、第一任国务卿、第三位总统杰斐逊，《宪法》起草者，后来成为美国第四位总统的麦迪逊。麦迪逊与汉密尔顿都是美国建国早期经典文献《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文集》第十篇是麦迪逊所著，麦迪逊警告了政党政治的危害。他说，党派“不利于其他公民的权利，也不利于共同体的永久集体利益”。

华盛顿最著名的演讲之一是他卸任总统时的《告别演说》。这篇演讲稿的撰稿人是汉密尔顿。演说最重要的主旨之一就是警告美国人不要陷入党争。华盛顿（实际上也是汉密尔顿）表示，要“最郑重地反对政党精神所带来的有害效果”。

可是，在华盛顿的任期里，虽然没有政党政治之名，却开始有了党争之实。领头的，就是以上四位对政党政治严词警告的革命同志。

起因主要还是在于对国家前景的不同理念：究竟是要把美国建设成一个类似当时欧洲列强那样的、联邦权力集中、工商业发达的国家，还是一个充分保障州权民权，以农场、种植园为主的农业经济？

汉密尔顿是前一派的领导人，虽然并没有正式结党，但是人们把他们称为联邦党。当时在国会的麦迪逊非常担心这一趋势，于是暗中拉拢与他理念相近的人士，并让杰斐逊担任领导人，结成“民主共和党”。

华盛顿虽然超脱于外，但是从政治理念上，他还是更接近于汉密尔顿的联邦党。这样，美国早期历史上的“两党制”就形成了。需要指出，这两党仍属于松散的政治联盟，并非现代政党。但是美国两党主导政治的格局就此开始。

1796年，华盛顿退休。在总统选举中，联邦党人亚当斯击败了民主共和党领导人杰斐逊。根据当时的选举制度，杰斐逊同意担任亚当斯的副总统。1800年，杰斐逊再度挑战亚当斯并且成功，民主共和党由此开始长期执政，联邦党从此式微，到1816年之后几乎不复存在。

这是美国政党历史的第一阶段。1796年和1800年的总统选举为美国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开创了良好的先例：杰斐逊1796年选举失败接受担任副总统的妥协结果；1800年政权在两党之间和平轮替。

此后的历史笔者在前文曾有所涉及。联邦党消失后，民主共和党内部出现了不同派系，反映在总统选举上，1824年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一次肮脏的争议选举。1828年，上一次选举中的受害者杰克逊卷土重来，当选总统。他身边和他的支持者很快形成了民主党。

这个杰克逊的民主党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民主党，日后产生了威尔逊、罗斯福、肯尼迪、克林顿的政党。这是美国甚至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1833年，杰克逊的反对者们组织了辉格党，联邦党人的一些残余势力也加入其中。从1833年到1856年，民主党与辉格党的对峙形成美国第二个两党制阶段。辉格党的主要主张是国会权力要高于总统，对外主张贸易保护。在这个时期，奴隶制的存废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两党内部却都无法对此达成一致。到1850年代后，辉格党因奴隶制问题而发生分裂，影响逐渐缩小，到1856年选举时正式崩盘。

此前的1854年，美国国内主张废除奴隶制的力量组成共和党。从辉格党中脱离出来的林肯代表共和党赢得1856年大选。共和党由此成为全国性政党，这是林肯的党，也是其后老罗斯福、里根和布什的政党。美国的两党政治由此进入第三阶段并持续至今。此后美国所有总统均出自民主、共和两党。

民主党是”左派””自由派”, 代表中产阶层和贫民阶层, 城市力量较强,主要支持者是工会和知识分子, 及社会边缘化势力如移民, 女权主义, 少数族群, 同性恋团体,等. 政治上, 民主党重视内政, 环境保护, 九 健康保险与社会福利, 教育等领域.
共和党是”右派””保守派”, 代表资产阶层和社会保守势力, 在乡村特别是南方力量强大. 主要支持者有宗教组织, 大企业, 退伍军人, 白人特别是男性白人是共和党最重要资源. 政策上, 共和党支持商界, 削减政府规模开支和福利计划, 但保证军力, 与民主党对立, 后者强调政府投资同时削减军队把钱用于国内. 共和党比较偏重外交, 特别是动用军力干涉国际事物, 是所谓”鹰派”, 与民主党”鸽派”相对.
共和党也称为老大党(GOP), 象征是大象,现任领袖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 民主党象征是驴子,现任领袖是其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丁.
当代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政治理念上是对立的.
民主党是”左派”, “自由派”. 共和党是”右派”, “保守派”.
对外政策上, 民主党强调外交, 共和党主张武力.
政府管理上, 民主党强调机构扩大, 共和党主张机构精简.
宗教文化问题上, 民主党强调多元化, 共和党主张保持基督教精神.
社会问题上, 民主党强调多元化, 共和党主张传统责任道德.
经济政策上, 民主党强调保护主义, 支持工会, 共和党主张自由贸易, 支持大公司.
人权问题上, 民主党支持坠胎和人体基因研究, 废除死刑, 共和党反对坠胎和人体基金研究, 支持死刑.

民主党是左翼政党，是改革性质浓厚点的政党，政策比较偏向中产阶级，重视福利和公平，推动改革。另外民主党是比较主张减少对外战争的，从伊拉克撤军这一条很受军人欢迎。

共和党是右翼政党，代表的是大资本家的利益，政策比较容易被利益集团所左右，是保守性政党。格外重视军力的发展，认为美国要去维护世界政治秩序和贸易秩序，讨伐全世界的疯子。所以共和党也会受到跨国利益集团、军事科技集团的拥护。

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的左、右之分是被媒体夸大了。大多数政客，不论那个党，都会在基本盘稳定的情况下向中间靠。 在外交上，不论哪个党都会坚持一件事，那就是美国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说，大家的对外政策其实没什么区别，比如反恐、打击朝鲜、颠覆非亲美政权、遏制中国……等等，手段虽略有差别，实质其实一样。

另外，无论哪个政党，其根本利益总是受到各个大的利益集团操控，比如军火集团想做大生意，那么，美国政府就要在各地“整事”，有战乱，军事集团才有生意做！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活动，其实都是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体现着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从本质上讲，美国的两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芮成钢：尊敬的保尔森先生，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保尔森先生：很高兴来这里。

芮成钢：我们知道，您将去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可能这对您来说是首次。您对这次论坛有什么期待？您会如何参与到这次论坛中去？
保尔森：我很开心去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我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理事，这是我在卸任财长之后接受的唯一的理事会职务。我对金融问题、经济改革问题、亚洲、中国等都非常感兴趣。当我看了参会代表名单后，我觉得这将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的论坛。

芮成钢：您曾说过，您会永远与应对处理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与金融世界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退回去，可能这个问题您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如果您或您的同事当时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危机就不会发生或者程度会更轻些？
保尔森：你指的是我在美国政府的同事。有趣的是，我刚写完一本书《峭壁边缘》，这本书就谈到了这样的事情。尽管我认为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也做出了很多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大多数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事后诸葛亮 。大家认为的那些错误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那时我们没有所需的权力。我确信我们是避免了金融崩溃，也就是说我们避免了一场灾难。

芮成钢：您认为这次危机更多地是政府造成的还是市场自身的原因？
保尔森：我想一定会有很多批判的声音。首先，关于政府的政策带来的不平衡，美国人储蓄太少，个人和国家都借债太多，住房政策过分刺激了房产市场，我们拥有房产的人数比例达到69%，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监管制度过时了，监管部门过时了，他们没有随着金融制度的成长而成长。当然就金融体系而言，金融产品过于复杂，不够透明，投资者、评级机构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需要被纠正。

芮成钢：您提到了您犯的错误，在您的书《峭壁边缘》中提过的。大家对不救助雷曼兄弟有很大的争议，您认为不救雷曼个错误吗？
保尔森：不，因为我们没有从政府获得救雷曼的权力。我曾非常努力地去帮助雷曼，想阻止它的倒闭，有趣的是，在我们国家，在我给出这样的答案时，很多人都不相信，尽管伯南克、盖特纳和我都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没有法律权力和紧急救助权力来处理非银行机构，在破产程序之外清算他们。如果美联储或财政部有权保证偿还债务，或者注入资金，我们并不愿意去向国会要资产救助资金，所以当贝尔斯登需要救助时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摩根大通这样的买家，它可以和美联储一起，在困难时期保证交易进行。但是对于雷曼来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力。

芮成钢：显然，当政府决定救助AIG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理论，甚至是阴谋论说，救AIG的原因是因为高盛。你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保尔森：我知道有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认为这些非常荒谬。当时的体系实际上已经处在崩溃边缘。如果AIG倒下的话，整个金融体系会随之崩溃，我们会经历经济灾难。幸运的是，雷曼是个征兆，当我们努力救助雷曼的那个周末，我们也在同时考虑救助AIG和美林。如果雷曼有买家的话，也许美林就没有买家了。对于AIG来说，控股公司有很严重的流动性的问题，但旗下的保险公司却有不同的信用评级，那些被认为是稳定的，而且资金充裕。所以美联储可以合法地借钱给这些机构，来阻止AIG的倒下。

芮成钢：所以可以说是一种阴谋论的论调？
保尔森：对我来说，当时作为美国的财长，我结束了和高盛的关系，卖掉了高盛的股票，我的责任是对美国人负责。我认为任何一个理性的、有知识的美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都不会希望AIG破产。事实上，如果当时我们再让任何一家主要的金融机构破产，我们将面临巨大的灾难。在雷曼倒下之后，如我所说，雷曼是个征兆，因为在雷曼倒下的两周内，有6个欧洲国家介入拯救他们的银行，所以我们为华盛顿互惠银行和美林表示担心，因为要在同一个周末被收购。但就在雷曼倒下、AIG被救之后，资本市场冻结了。当那些蓝筹公司遇到资金困难时，我知道我们到了崩溃边缘。因为如果整个体系崩溃了，会有更多的公司破产，全国范围内的工业公司将不会有能力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短期资金，将无法支付他们的供应商、客户、员工，这将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失业率将很容易达到大萧条时期的25%，将会有几千万人失去他们的积蓄，百万人失去工作，很多房屋被收回，这些都是我们已经避免了的。在美国我们有3.8万亿的货币市场基金。3000万美国人，一些中国投资者，还有其它国家的投资者，都在这个账户有投资，当他们要缩减投资时，我们有储备金，我们可以支撑保证他们的账户。这些货币市场基金在持续变化，所以我们必须介入保护这些基金。那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状况，所以我们想的绝对不是说为某个银行好，我们是在努力阻止一场经济灾难的出现。

芮成钢：回过头看，也许在您的书里也提到了，我知道用事后诸葛亮说很容易，如果有一件或两件事情，让您重新做，您会做的不同吗？
保尔森：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有一点我在书中提到了，是这次危机来的速度，我们要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快速做出决定。还有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摩擦，因为危机很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出现，在距总统选举仅有几周的时间里，所以信息交流是个大挑战。比如说，我说的我们是在边缘的那一周，我们作出决定，认为需要去找国会，去获得从未有过的处理危机的权力。那是个危险的时期，因为我们一旦去国会，我们就需要得到相应的权力，如果说我们需要却没有得到，那是真的不幸。所以我们给国会递上去三页的提纲，我们需要政府的帮助。我当时应该开个媒体见面会，告诉大家这是谈判的起点。我没有这么做。另一个例子是，我始终没有机会让美国人知道，这不是和华尔街、银行有关，这是和所有美国人有关。如果说体系崩溃了，付出最大代价的将是美国人。那是非常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像我跟你说的那样，当我们去国会时，市场冻结了。伯南克和我知道，我们很肯定，再过几周，几个月，美国经济将放缓，失业率将上升，而且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国会的人还不了解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他们所作的将是在避免一场灾难。他们给了我们需要的权力，我们行使了这些权力，我们阻止了一场灾难的发生。当经济变糟时，国会和美国人说，我们赋予了你们权力，你们救助了银行，看看发生了什么，失业率上升了，但他们没有看到更没有感谢我们阻止了一场他们从未见过的灾难。

芮成钢：说到去国会，你是不是在议长佩洛西下跪，促成了财政救助方案的通过？
保尔森：我在书中提到的一段内容是，我们去国会之后，麦凯恩说他要去华盛顿帮忙。那是非常紧张的时期，如果当时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麦凯恩反对银行救助资金，我们将不会得到那些钱，我们将会处于无保护状态。麦凯恩曾让我失眠了好多次，我和他进行过多次困难的、氛围紧张的谈话，但令我高兴的是，他最终没有把问题政治化，他支持救助资金。他回来之后我们在内阁室开了一次非比寻常的会议，与总统、副总统和两边的领导，结果是大家惊人的一致。我们当时迫切地需要那些权力，在国会取得了进展，最后我们取得了一致。之后，人们聚集在内阁室之外，民主党把奥巴马留在了罗斯福室，在西翼，就在内阁室旁边，我担心他们出去会说些有煽动性的话，我就突然出现在罗斯福室，当他们见到我时，他们不太高兴。所以我想带来些快乐，让大家笑，我跪了下来。演讲者说不知道我原来是个天主教徒。我说请不要毁了这个协议，她说他们不会。那确实是紧张的时刻。

芮成钢：这也解释了要把正确的经济学观点向政客讲清楚，并防止他们干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保尔森：恩，你说的对，会有冲突。有两次难忘的经历，一次是获得无限权力，从政治上讲，我这样说是不对的，所以我换个说法，没有经过界定的权力，来处理房地美房利美的事情；另一次是让国会在体系崩溃之前通过救助资金的方案。但是，国会的人还是必须一边考虑选举人，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一边去做那些该做的事情。任何一个投票通过救助资金的人，知道他们在做一个从政治角度来说不受欢迎的投票。

芮成钢：提到高盛还有林林总总的阴谋论调，不仅是媒体，还有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例如几周前刚刚接受我采访的斯蒂格利茨就提到，普通人都认为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银行是不合道德的，特别是这些银行还用救市资金去支付奖金和高薪。他说也许银行家不会觉得这不值得大惊小怪。
保尔森：我必须说，或许我是有偏见的，在美国有不同的观点。我还必须说，在危机中，我没发现太多专家或经济学家有什么帮助，他们有他们的模型和理论，但我认为让我们成功的是，我在书中提到的一个主题，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有伯南克，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明白经济的历史规律。我们有盖特纳，终身投入在公共事业当中，在财政部工作。我个人呢，有在金融机构的工作经验，知道如何做决定，如何快速做决定，我本身是个有决断力的人。我认为这样的合作，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做的是，阻止可能出现的系统崩溃。我相信历史会证明，在我在职时我们给银行的钱，会带来收益的，系统并没有崩溃。我相信不会有经济学家认为，应该让系统崩溃，或者说我们不该给银行注资。还有一件没有被充分理解但应该被理解的事情是，当我们快速行动给银行注资时，我认为系统是严重资本不足，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方案，会很有吸引力，会让大多数银行都愿意接受，将有3000个银行接受注资。当银行申请救助时，很快有一些批判开始影响这项计划，说你们应该有所限制，应该限制给银行家的钱，应该让银行开始放贷，但并没有说我们怎么能使得银行放贷。当国会开始处理这件事情时，国会立刻改变了计划。所以有很多申请了救助的银行，撤回了申请，其它一些已经接受了救助的，急于偿还这些钱。所以说，这项方案很有效，确实阻止了系统崩溃，钱回到了纳税人手中，而且带来了利润。但如果有几千家银行接受了注资，这项计划将会更成功，而且这将是银行愿意放贷的强大基础。所以与其说我们需要让银行开始放贷，不如让银行接受注资。这样的话，银行将会有更多的放贷，会让经济好转的更快。所以，我们做了该做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决定，起了效果，许多经济学家今天都支持我们当时的政策，当然也有一些不支持。

芮成钢：这让我想起黑格将军曾经对我说的话，在一次与基辛格先生的争论中，基辛格先生说，如果你知道我所知道的，你就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所以你一定认为有一些经济学家，像斯蒂格利茨，你知道很多他们不知道的内容，他们不了解的信息，如果他们知道的话……
保尔森：他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今天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应该让银行资本金充足，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同时，我认为任何人站在我的立场上，发现这些大型金融机构资金如此集中，都会意识到危险。1990年，美国排名前十的金融机构所占金融资产为总量的10%，今天已经达到60%。例如AIG为数百亿美元的养老金提供担保，还有数以亿计的保单。一旦你注意到这个公司的规模和其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理解到一个金融机构的崩溃，会对修补整个金融系统造成何困难，那么我觉得任何理性的人如果了解这些因素都不会反对我们的做法。所以，对我的批评主要是“救市”、“挽救行动”或是不作为。比如为何不救雷曼兄弟，为何不救其他机构。不过我认为都是缺乏理由的，我去华盛顿不是为了去救银行而是因为深谙不救的后果。伯南克他精通经济学史，算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经济学相关理论的权威。所以他知道在这个资金以光速流动的时代，金融系统互相依存，欧洲美国发生了种种状况。他了解一旦系统崩溃，想重新构建将异常艰难。而我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其后果的灾难性。所以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争论如何行动，而是讨论采取何种有效的手段。

芮成钢：您卸任之后那些银行高管们的奖金和高薪到底是怎么回事？
保尔森：我还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就觉得（高管）薪酬水平有些荒唐。所以想让我去捍卫什么奖金、高薪是不可能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例如我个人过去三年就没拿过现金薪酬，而且从未出于私利抛售个人持有的股份。我持有股票是觉得有信心。拯救金融系统，我们面临两个选择，其一是延续过去的做法，或是英国的做法，也就是当某机构濒临崩溃，将其国有化；其二是未雨绸缪，从整个系统入手，防范于未然，避免重大倒闭事件。至于薪酬的问题，我认为从政府政策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与薪酬的结构必须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管理层的利益、银行的利益。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也是我在担任财长的时候反复强调的问题。实际上我在书中也写到这一点。11月的时候，我和四大监管机构合作出台了薪酬指南，要求薪酬结构不得诱发过度承担风险。

芮成钢：所以您认为华尔街的高管们薪酬一直过高？而且用纳税人的钱去支付奖金是不道德的？
保尔森：是的。我想说两点。首先，银行家的高薪结构让我解释起来，我看即使我做教师的妻子都不一定比某位火星来客理解的更清楚。至于救市的行动是否不受欢迎，当然，我想在美国我们认为承担风险的人也要为损失负责，私营部门也不例外。所以任何救市措施都会遭到非议，特别是涉及到银行业的时候。因为银行业的问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由于利率降低，银行业的利润恢复高于总体经济水平。那么我对这个问题开什么处方呢，例如在监管改革方面？雷曼兄弟倒台前两个月，我在一次演讲中就呼吁，美国需要清算机构和紧急权力，这样就不存在某个机构大到“不能倒台”的问题。任何类型的机构濒临崩溃，政府应动用紧急权力将其清算而不走破产程序，以防影响其他经济部门。这样就不会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撑这些机构。美国人气愤的不仅仅是高管薪酬，而是这些金融机构令政府不得不去救助，去挽救。

芮成钢：所以一方面，您认为华尔街高管们的薪酬结构的确有问题；另一方面，您也认为向普通人去解释他们的薪酬结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有时高管的薪酬就成了替罪羊。
保尔森：我想说两点。银行高管的薪酬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薪酬的形式，其二是薪酬的数额。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其形式和背后结构的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交易员的薪酬和奖金与其创造的利润按照一定公式挂钩，那么风险就不可避免。所以我认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合理的薪酬结构是关键。这应是政府要下大力气的工作。我认为，公众很难理解薪酬的高昂数额，特别是在大规模的非常规救助行动之后，整个金融体系，包括那些濒临倒闭的机构，都从纳税人采取的行动中受益。

芮成钢：所以应该像影星、运动员一样。影星、运动员薪水也很高，但是不会制造灾难，无论他们是否和政府合作？
保尔森：您说得对。毫无疑问，电影明星和演员中至少一部分收入很高，还有运动员等。但是针对金融高管，必须有稳健的监管。监管当局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薪酬的结构，一定要防止其引发如过度承担风险在内的各种问题。我认为监管当局还应加强资本金、流动性等要求。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认为美国应设立风险监管机构，享有搜集信息、审查所有类型的金融机构、干预和限制威胁整个金融系统的业务行为的权力。目前的监管体制只能照顾到一棵棵树木，我们需要的是能覆盖整片森林的监管体制。我想应该能通过相应的立法。

芮成钢：再谈谈高盛。现在一条重大新闻就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特别是希腊。媒体称高盛也参与其中。有人认为其中有利害冲突。一方面，高盛给政府提供建议，另一方面，高盛通过抛售政府债券获益。您对这些报道有何回应？
保尔森：我对这个问题无法发表评论。希腊政府有权对其发表意见。我想他们已经做出回应。

芮成钢：如果您仍是高盛的董事长，是否会有不同做法？
保尔森：我已经不是主席的身份，无法对任何一个金融机构的事务发表意见。

芮成钢：高盛有员工服务社会的传统吗？从鲁宾到佐利克再到您本人？
保尔森：我认为政府工作是崇高的事业，可以为国家服务，也是难得的机会。我在书中写到，当小布什政府聘请我出任财长的时候，我开始没有答应，家人也不支持。所以我拒绝了两次。但后来想了想，虽然这些年事业有成，但我不想等到退休之后才后悔当初没有抓住为国家服务的机会。我在高盛供职时值得自豪的不仅是履新财长一职，还骄傲于之前高盛的员工所从事的各种高尚事业，比如对大学、慈善机构、各种事业的支持。我认为这是很多杰出的企业希望员工做到的。

芮成钢：曾有人说您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势的财长吗？就您的影响而言？
保尔森：历史就交给史学家们去撰写吧！我和历史缺乏距离感。我非常赞赏和小布什总统的良好关系。我书中专门提到他，但某些对总统有偏见的美国读者也许不赞同的是，我认为小布什总统对市场有丰富的知识。他也不希望采取救市措施去挽救诸如房地美和房利美等华尔街机构。但是他支持我做出所有那些艰难的政治抉择。他曾对我说“这些决定不会容易，政治方面会导致批评，肯定看上去糟糕。但是我们必须采取必要行动保护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工作。”

芮成钢：我们知道您在中国有位老朋友，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周小川先生。二位过去商讨过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现在好像中国离被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越来越近了。您认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吗？
保尔森：首先我想说，货币问题在中国和美国媒体都十分关注，它仅是中美关系中的一部分，特别是经济关系。所以每次我都会向中美双方人士解释，危急中或危机后，美国人民可能遇到的最糟糕情况就是中国经济停止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有益，倘若停止，美国会受害。反之亦然，美国经济景气中国受益，美国经济滑坡中国遭殃。就货币问题，当我还是财长时，我在公开和私人场合都表示货币（汇率）灵活性是关键。人民币（汇率）发展和改革对中国和世界有益，有益于中国向更多依赖消费的经济模式转变，更加和谐、更加均衡、普遍繁荣，给予决策者更多控制通胀的工具。这点很重要。您必须了解，在美国，货币是一种符号，是不断改革的符号。所以美国的政治家和其他人士期望看到货币（汇率）的变化。我总是强调，中国必须按照最符合本国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动。我认为（汇率改革）符合中国的利益。有时我把中美的分歧描述为时机问题，而不是方向问题。我还担任财长时，双方有了进展我都会提及，例如很多重要经济领域都有进展，除了货币（汇率）灵活性，还有食品、产品安全，双边合作等。危机当中，中国是美国的良好伙伴，给予大力支持。这些进展和努力避免了美国国会的敌对情绪，特别是在大选年将近时，促成我成功阻止国会通过一些列惩罚性的立法。

芮成钢：找替罪羊于事无补。但中国人会把目前的中美关系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日关系做比较，比如《广场协定》的签署。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经济数十年停滞不前。日本经济衰退和目前情况有可比性吗？
保尔森：我认为完全不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状况。这种论调我有耳闻。我不是说中国今天已经准备好完全让市场确定货币（汇率）。我的意思是，中国是个不错的特例。但是历史上从未有哪个国家如此庞大、经济地位如此重要、如此紧密地融入全球商品服务贸易体系，却同时没有市场主导的货币（汇率），而其他主要经济体都是市场主导。所以我认为关键的问题，这点中国朋友应该赞同，就是不断内部改革。中国“奇迹”，包括改革、资本市场、银行业等，是全系统的。这种势头必须保持下去，而其重要指标之一就是货币（汇率）的水平。灵活的货币（汇率）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我的观点。这个方面中日没有可比性。

来自：芮成钢的博客

拯救贝尔斯登（3月16日被收购）

经常以“国际成熟资本市场”为自己学习榜样、经常口出“绝不政策救市”的国内资本市场管理层，很可能忽略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从20世纪以来，全球最大最先进的资本市场所在地美国，拥有一个越来越积极主动救市的“最后拯救者”———美联储。

贝尔斯登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紧急通过一向有“救市传统”的摩根大通银行之手，将一笔为期28天的抵押担保贷款注入贝尔斯登，使后者的流动性不至于枯竭。美国财长鲍尔森也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达了要维护华尔街“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意思。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美联储必须拯救贝尔斯登？第二，这种拯救对中国资本市场有何启示？

贝尔斯登是一家什么机构？简单地说，它是一家中介类型的交易商，为不计其数的对冲基金以及小券商提供担保和清算服务。我们最近频频听到的“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其衍生品，就必须由贝尔斯登这样的交易商提供服务。

在华尔街，类似贝尔斯登这样的角色，被认为是“秘密的最后守护者”（贝尔斯登是其中较大的），因为数以千计的次级债衍生品在市场上交易，甚至美联储都不确切知道总交易规模有多大，但贝尔斯登却很可能知道，因为不论你怎样交易，最后总要经过清算服务这一环节。1998年发生危机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指定清算交易商就是贝尔斯登，当时，LTCM以40亿美元的自有资金，运作着超过1000亿美元的债券和证券交易，更通过金融衍生品合约进行着超过12000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华尔街上的每家机构几乎都有资金卷入，但最终损失最小的就是贝尔斯登，因为它知道“底牌”。

今天，贝尔斯登终于自尝不顾风险放大交易的恶果，导致资金链断裂，不过，贝尔斯登却“不能”破产清算，甚至美联储都直接拿出现金为它输血。这其中的奥妙不在于有些人士评论的“太大而不能倒闭”，而在于一旦贝尔斯登这个清算商的资产负债表曝光，天文数字的交易数据将被华尔街上各神通广大的机构获取，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大家赶紧抛空所有这些与贝尔斯登相关的岌岌可危的交易合约，其情景类似于银行发生了“挤兑”。更恐怖的是，一旦这个趋势形成，将发生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那些原本就价格暴跌的抵押品将跌无可跌，而相关的参与机构的信用评级也将节节败退，因为“交易对手”不复存在而让大量本来经过对冲避险的交易全部成为“裸露交易”，到时候恐怕华尔街上的投行倒掉一半都有可能。

近100年来，美联储越来越走向前台，甚至在很多“溺爱华尔街坏孩子”的质疑声中直接出手拯救资本市场危机，其深刻的背景是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数量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远远不是一个金融机构甚至是整条华尔街可以承受的。

在当今美国面临通胀、经济停滞、美元持续下跌的情况下，依然把市场流动性、把维护“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为所有任务的第一环节，固然是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的，但也是无奈中的最佳选择。当今的全球资本市场已经陷入了事实上的流动性危机之中，华尔街正源源不断地将原先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现金流回收去补洞，这个洞如果能在美联储的帮助下补掉，市场也要至少几个月休养生息，如果补不掉，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已无可避免。

拯救两房（9月7日宣布拯救）

美国的次贷危机在肆虐全球的同时，也给美国的两大按揭机构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房地美（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带来重创。过去一年里，两家公司股价惨跌，融资成本不断上升，一度濒临破产。由于担心两家公司破产对美国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9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宣布：政府将接管美国这两家最大的房贷机构，这意味着，上述两家目前由私人控股的上市公司将被“国有化”。这也将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救助案例。

但是格林斯潘以及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其理由是应按市场化的原则处理“两房”危机，任其自生自灭，破产倒闭或者采取收购兼并等市场化运作方案。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美国当局非要力保“两房”而置市场化原则于不顾呢？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维护美国政府的信誉和形象。房利美和房地美作为收购银行等抵押贷款的主要金融机构，其业务量占全美5万多亿美元抵押贷款的一半左右，而且“两房”用于集资所发行的债券对美国十分重要，几乎与美国国债的信誉相当，甚至全球各国央行也大量持有“两房”发行的债券。如果美国任由“两房”坍塌，会使世界对美国的信誉彻底失去信心。

第二，“两房”的盈利能力能为美国赚取巨额利润。除了其全球融资功能支持政策的正常利益之外，通过为“两房”收拾市场残局，将以极低的价格购入大量抵押贷款证券，特别是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最终会流入“两房”及其相关企业，未来房产市场回暖之后获利将十分丰厚。美国任何当局都不会放任“两房”被市场力量兼并重组，这样政府将失去实施隐形政策的渠道和能力，对美国赤字政策将形成巨大挑战，而且也会危及“两房”传统的优势地位和筹资功能。

第三，维护市场稳定，防范金融危机。“两房”的规模是如此之庞大，它们与金融系统的关系又如此之紧密和错综复杂，以致其中任何一家一旦失败，都将导致美国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大骚动和混乱，美国和世界很多地方的消费者的住房贷款、汽车贷款以及消费等能力将会受到明显影响。挽救“两房”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保证提供房屋贷款、保护纳税人。

在权衡利弊之后，美国政府终于出手托管“两房”。这充分说明，世界上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一般来说，当一个市场需要运用政府的行政资源来强行扭转市场运行轨迹的时候，总是这个市场处于严重的危机、靠市场自身力量已经很难疗救的时候，因此政府必须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在当前全球金融动荡和自身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的内外环境条件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要重视对金融市场安全稳定运行监控、干预和救助。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来自人民日报 海外版

不救雷曼（9月15号破产）

拯救AIG（9月16日放贷款）

本文刊于2008年9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3版

雷曼的客户都是机构投资者，而AIG除了与大量金融机构交易外，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关系也非常密切，美联储会让雷曼倒，而不会允许AIG倒。

特派记者 吴晓鹏 纽约报道

在拒绝救助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两天之后，美国政府在当地时间9月16日向全美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伸出了援助之手，提供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防止AIG破产给美国经济带来系统性风险。

美联储当地时间周二晚间宣布，将向AIG提供最高达850亿美元的两年期贷款，并获得该公司79.9%的股权。AIG由此成为有史以来美国政府救助的最大一家私人企业。

美联储在其网站的一份声明中说，AIG“无序倒闭”将会加剧金融市场已经“相当严重”的脆弱程度，还将导致借款成本大幅上升，家庭财富减少并“严重削弱”美国经济的表现。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随即发表声明支持该项交易，他认为这将“减轻更广泛市场混乱的产生，同时保护纳税人的利益”。

保尔森说，财政部和美联储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监管部门一直在紧密合作，试图稳定金融市场，并极力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对经济的破坏。

纽约一家对冲基金的衍生品交易主管Chang Jinpeng周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雷曼的客户都是机构投资者，而AIG除了与大量金融机构交易外，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关系也非常密切，美联储会让雷曼倒，而不会允许AIG倒。

AIG在全球130多个国家开展寿险、财险、事故险以及飞机租赁等业务，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拥有雇员11万余名。

苏格兰皇家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表示，AIG若走向破产，将危及全球更多的金融机构，造成约1800亿美元损失。

周一晚些时候，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一致下调了AIG的债务信用级别，使得该公司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

面临巨额亏损的AIG原本急需大量的资本金注入。市场对于该公司可能破产的担忧导致其周一股价下跌61％，同时拖累道琼斯指数下跌超过500点。周二再跌31%，在连续三个交易日中跌幅达79%。

美联储称，这笔贷款“将帮助AIG按期履行债务义务”，同时，AIG将以有序的方式出售一部分业务资产，以尽可能减少影响。

AIG将向联储支付的利率为较三个月伦敦银行间拆放款利率(LIBOR)高出8.5个百分点，这让当前利率达到约11.4%。这将会鼓励AIG展开大规模资产出售,以快速偿还贷款。

与此同时，为避免让股东从中获利，美国政府还将有权否决支付给优先股和普通股股东的分红。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在当天的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2％的原有水平

高盛在周二晚间发送给记者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如果考虑到当天晚上AIG的行动，理解FOMC为什么不降息就容易很多了。

“美联储的主要官员都知道这项交易正在进行之中，他们或许感觉到如果能让AIG不倒闭，既能化解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同时还避免了降息。”

高盛执行董事苏晖对本报记者说，AIG从事的传统保险业务一直都是中等的成长型业务，但最近几年公司为了追求成长性，为大量的金融产品提供保险，包括风险极高的CDO和次级债产品。这些金融产品造成AIG在过去三个季度共亏损了180亿美元。

她说，AIG接下来可能会出售一些传统的保险业务给其他保险公司，如房屋保险或者飞机租赁等。